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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、墨、道、法的思想統一(篇四:法家)

2016-08-28 23:06來源:東堂策企業管理戰略指導中心作者:東堂策網址:http://www.63f7b.cn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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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家,平民的政治代言人,一個用歷史成就為其主張開具推薦信的學派。中國百家學說中,若論人杰輩出而無出其右者,當屬法家,其代表人物有:圣人之師、華夏第一相管仲,號尊兵圣、著作享譽世界的孫武,文武雙全、智勇全能的蓋世之才吳起,大秦帝國奠基人、被毛澤東譽為“首屈一指的利國富民偉大的政治家”商鞅,中國重農主義和變法圖強的開山鼻祖李悝,讓小小韓國變得無人敢犯的申不害,中國兩千多年政治制度基本格局的規劃者李斯,千古一帝秦始皇以及令秦始皇感嘆“嗟乎,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,死不恨矣!”的韓非子,中國傳統文化中忠臣與智慧的化身諸葛亮,等等。這一系列杰出人物中,除韓非子英年早逝外,其他人多是歷史功勛卓著的頂級人物,故毛澤東同志評價說:“歷代有作為、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”。

法家能取得卓著的歷史功勛,最根本的原因是其找準了管理學的理論原點(或稱理論依據),進而推演出一系列科學有效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。任何理論都有其源頭,該源頭稱之理論原點。比如,宗教理論原點是“世上有神仙”,中醫理論原點是“陰陽五行”,化學理論原點是“物質由分子和原子組成”,力學理論原點是“力的作用和反作用”,量子理論原點是“任何物理量都是不連續的”,核物理理論原點是“原子裂變和聚變會釋放能量”,等等。一套理論若能找準其理論原點,便能在實踐上獲得成功,否則就是瞎忙活。中國儒家、墨家、道家的治國理論之所以沒有取得實踐上的真正成功,根本原因正在于此。

管理理論的原點是什么?上篇文章講過,管理主要是管人,既是管人,其理論原點必在人身上。那人身上的哪個特性才是管理理論的原點呢?明確一點:人類無論多聰明,本質依舊是一群脫光毛的猴子,其與才狼虎豹一樣,肚子餓了就得尋找食物,遇有危險就得趕緊跑路,這一“找”一“跑”便是包括人在內所有動物共有的自然天性——趨利避害。李斯與韓非子恩師荀子對此早有定論:“好利而惡害,是人之所生而有也”。人類趨利避害的自然天性簡稱人性,人性就是法家的理論原點。商鞅曰:“人性有好惡,故民可治也”,韓非子曰:“凡治天下,必因人情”“夫安利者就之,危害者去之,此人之情也”。趨利避害的人性不僅是法家理論的原點,也是管理學理論的正確原點,這也是古今內外的管理理論和管理方法無論如何創新變化,管理的主題是永恒不變的根本原因。管理的主題是什么?兩個字:獎懲??v觀古今內外的所有管理理論,有哪個能離開“獎懲”而取得實踐成就?沒有?!蔼劇笔墙o人的趨利本性“升級”,“懲”是給人的避害天性“下藥”;“獎”能使人在趨利中積極工作,“懲”能使人在“避害”中好好工作。

在君主專制統治時代,任何治國學說要付諸實踐,必須以維護君主專制統治為首要前提,否則就是閻王桌上抓供果——自尋死路。法家學說亦如此,其雖尊崇法治并能找準管理理論原點,且較之于儒、墨、道有諸多進步之處,但同樣須以“尊君”為前提。然,“尊君”前提卻導致其產生了無法克服的歷史局限性,即:無法調和維護君主專制統治和促進社會發展的矛盾。比如,要強國富民就得發展經濟,要發展經濟就得發展商業,發展商業就會出現富商巨賈,富商巨賈有錢后就能招兵買馬而威脅君主專制統治,所以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一個基本國策便是重農抑商,而重農抑商政策便是始于法家的李悝變法和商鞅變法。始于法家的抑商政策雖能穩固皇權,卻阻礙社會發展而違背管理學的初衷。

同時,因為權力是統治的基礎,所以法家維護君主專制統治必然主張加強君主集權,加強君主集權必須提防朝臣篡權和百姓對君權合理性的質疑,這就是法家“法”“術”“勢”的理論根基?!胺ā薄靶g”“勢”原是法家的三個派系,即:以秦相商鞅為代表強調“重賞重刑”的“法”派,以韓相申不害為代表強調“整肅吏治”的“術”派,以齊相慎到為代表強調“君主集權”的“勢”派。最后,一位師從儒家、歸本道家、成于法家的杰貫古今人物,諸子百家爭鳴中最后一位大思想家韓非子將三派思想整合成法制民、術馭臣、勢立威的帝王之學,《韓非子》一書因而成為與《道德經》《論語》并列的經典古籍和歷代帝王秘而不宣的面南之術。法家加強君主集權的主張客觀上造成了“權”和“法”相互獨立,權與法相獨立就容易引發“以權壓法”問題,出現以權壓法就談不上法治。所以,法家學說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法治學說。盡管如此,法家卻能準確找到管理學的理論原點,僅憑此一點即可成為世界管理學發展史上一座“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”的不朽豐碑。

當下,許多人的法治思維是“依法用權”,而“依法用權”須依靠掌權者的自覺性,但人的自覺性靠得住嗎?若能靠得住,那包青天肯定滿地皆是,這可能嗎?要實現法治,核心在于解決好“以權壓法”問題,但只要權力握在人的手里,此問題就永遠無法解決。因此,要解決“以權壓法”問題,就必須把權力從人手上奪回來,怎么奪?我黨提出的思路是“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”,其本質就是將權力和法制融為一體,徹底消除權力人物化或權力崗位化而實現權力法制化,從而回避“依法用權”問題。權力法制化是實現法治管理的核心,其要義見于下例:某大型超市規定,“營業部經理空缺時,由上一年度銷售業績最高的售貨員無條件自動接任,其若主動放棄或已離職,則由銷售業績排名第二的售貨員自動接任,如此類推”(暫不論此規定是否嚴謹)。此時,任命營業部經理的權力已經變成一種法制,而不再是掌控在超市老板手里的權杖;如若所有售貨員都熟知該規定,縱使超市老板對接任者不滿意,其亦不敢隨意違反規定擅自改變用人,否則后果將極為嚴重,此即韓非子所說的“明主使法擇人,不自舉也;使法量功,不自度也”,超市老板不敢違反法制的管理狀態就是真正的法治。

綜上所述,生成儒家“禮”的土壤是法治,播撒墨家“愛”的方法是法治,實現道家“無為”的途徑是法治,成就法家“法治”的核心在于消除權力人物化和權力崗位化并實現權力法制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