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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、墨、道、法的思想統一(篇一:儒家)

2016-08-28 23:14來源:東堂策企業管理戰略指導中心作者:東堂策網址:http://www.63f7b.cn 
文章附圖

春秋戰國是中華文明發展史的偉大時代,亦為管理學思想進化的巔峰時段。當今世界,一年或可創造一千項科學新技術,但一千年卻未必能產生一種管理新思想。思想,是人類對事物認知而形成的觀念組合,管理對象是人,管理思想就是人類認識自身而形成的一系列觀念組合。然而,人類對自己的認識有多少?人類或可深入太空認識浩瀚的宇宙,但當今世界70億人中,有誰能真正認清自己?如果連自己都認不清楚,何以認清別人?何以認清人類?何以認清管理?這也是一千年未必能產生一種管理新思想的根本原因。

話雖如此,但有個現象很有趣:書店里,物理、化學等自然學科書籍并不多,且此類書籍無論有多少版本,內容大體一致,原理就那幾個原理,定律就那幾個定律。與之相反的卻是管理學書籍,一書一作者,一書一觀點,張三有其認識,李四有其想法,王五有其邏輯,看管理學書籍似如騎馬看風景——處處有新意,管理學書籍的撰著發行猶同曹操八十萬兵馬過獨木橋——沒完沒了。從此角度講,一年貌似可以產生一千種管理新思想。其實,此種“新”思想早已囊括在先秦諸子百家的思想中。

例如,企業常把塑造企業文化作為企業管理的核心內容,力求通過文化促進人員勤奮工作,此等“新”思想或可稱之“文化治理”思想。殊不知,“文化治理”思想在中國早已延續上千年。號尊“元圣”的西周能臣姬旦(俗稱周公),其將上古至殷商的禮樂整理改造成中國第一部系統化的治國典章《周禮》?!吨芏Y》是儒家的煌煌大典,但《周禮》不是禮,而是法,其核心思想是通過法治來生成周朝社會特定的道德觀念、風俗習慣和行為準則,此即儒家所說的“禮”。塑造企業文化無外是幫助企業員工樹立某種觀念、養成某種習慣、強化某種自覺,此與儒“禮”別無他異,故而企業“文化治理”思想與儒家“禮治”思想無本質性區別。儒家創始人孔丘年邁時嘆曰:“甚矣吾衰也!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!”孔丘很膜拜周公,所以一直主張恢復周禮,卻終不可得,原因何在?原因很簡單,周朝的“禮”是通過法治生成的,而孔丘主張的做法卻不是法治,而是教化。國有成語“約定俗成”,這是周公“禮治”的核心方法,也就是通過法治生成禮,而孔丘則是倡導利用教化來生成“禮”,兩者有本質性差異。時下,拉橫幅、貼標語、制展板、做櫥窗、辦內刊、背理念、喊口號、搞活動等是諸多企業實施“文化治理”的基本方法,但本質亦是類似孔丘主張的教化,只是手法是較為隱秘的環境教化、氛圍教化。

孔丘試圖通過教化實施“文化治理”的思想雖在中國延續千年,亦被歷代統治者推崇,卻沒有得到完全實踐,也沒有促成哪個王朝的強大,故其并未取得真正意義上的成功。相反,周公“約定俗成”的“文化治理”思想卻讓周朝存世近800年而成為中國歷史上延續時間最長的王朝。有人或駁:東周(春秋戰國)紛亂500多年,周室名存實亡,怎能證明其成功?周室的確名存實亡500多年,其間群雄并起,卻無人敢滅周室,其因何在?再者,各路諸侯內心藐視周室,面上卻無人不敬周室,其因又何在?再者,無周室策封,實力再強者亦不敢自封為公,其因又何在?其因很簡單:東周雖亂,但社會倫理綱常卻不亂,社會倫理綱常不亂皆因其已深入人心骨髓,故《詩經》有云:“周雖舊邦,其命維新”。

探尋事物本質是解決問題的基礎,談文化治理必先弄清文化的本質。根據唯物辯證法原理,文化應當包含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兩方面。飲食、藝術、建筑等都屬于物質文化范疇,物質文化通過物質形式來表現,比如京劇通過人的衣裝、肢體、聲音等進行表現;精神文化則是通過人群的行為習慣來表現,比如,人人都有孝敬父母的習慣,“孝”便是該群體的文化?!拔幕卫怼钡摹拔幕狈褐妇裎幕?,本質是群體的某一行為習慣。比如,所有員工均有自覺進行工作創新的習慣,創新便是該企業的文化?;蚩烧f:一個人的習慣叫性格,十個人的習慣叫風氣,所有人的習慣就叫文化。所有人的習慣通常稱之風俗、習俗、民俗。簡單來說,文化就是習慣,文化就一“俗”字。文化如何產生?通過教育(教化)可以培養一個人的習慣,但要培養所有人的習慣,要在人群中形成一種持久的風俗,通過教育會有效果嗎?答案是否定的。要培養所有人的持久習慣,要在群體中形成一種持久風俗、培植一種牢固文化,就須借鑒周公“約定俗成”的做法。也就是說,只有把法規制度確立起來并嚴格執行,才有可能讓所有人保持長久的習慣,才有可能在群體中培植出牢固的文化,否則文化就是無本之木、無水之源,故古人云:“法立于上,則俗成于下”。同時,要改變所有人的習慣、要改變群體的文化,亦須把法制確立起來,故商鞅有云:“制度時,則國俗可化”。

從以上論述可得一結論:文化是法治的產物。例如,古代中國,孝敬父母之所以成為一種社會文化,原因就是“不孝”被納入十惡不赦之罪,有罪就得罰;同時,漢朝設有“舉孝廉”制度,孝順父母成為步入仕途的資本,進而促使“孝敬父母”逐漸成為中華民族的一種文化。相反,時下社會,不孝父母不會坐牢,孝順父母不會做官,故使孝道于我等漸行漸遠。

綜上所論:儒家“禮治”思想就是“文化治理”思想,文化是法治的產物,故而法治是“禮治”的基礎。儒家“禮治”失敗的根本原因,在其推行“禮治”的方法是教化,而不是法治。

話說“深山藏虎豹,亂世出英雄”,東周是中國圣賢輩出的時代,管仲、老子、孔子、墨子、鬼谷子、荀子、孟子、莊子以及孫武、孫臏、吳起、商鞅、李斯、韓非等皆出自東周。東周圣賢輩出或是世道太亂之故,但五千年的中華文明不乏亂世之時,為何耳熟能詳的頂級人物多出自東周?其因很簡單:在社會倫理綱常深入人心骨髓的東周,若是有人懷疑其倫理綱常的正確性,就會引發思想上的大解放,結果必會催生頂級人物,此理如同彈簧壓得越緊彈得越高。中國歷史上經有兩次思想大解放,一為東周時期,二為民國初年(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)。東周時期是人們沖破奴隸社會的思想牢籠,民國初年是人們沖破封建社會的思想牢籠。人們每次沖破舊的思想牢籠后,思想便會處于一種無序的發展狀態,什么思想都可能產生。此如老虎掙脫牢籠后,其或跑到市井,或逃往深山,或竄進林子,此亦是東周出現“百家爭鳴、百花齊放”盛景的原因,墨家即為其中的閃亮之星。